剛剛結束的二十大會議報告中提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
筆者近日走訪在深圳南山創業、生活的港人港企過程中發現，這些年深港合作逐漸從過去的單向招商引資，過渡到科技創新、現代服務、專業服務等多領域的“雙向奔赴”，深港融合發展正從概念走向實質。港人港企通過深圳走向大灣區和內地市場。
建築師呂達文（Frankie）：深港融合我們具有代表性
呂達文成長於香港多元化及高密度的城市空間，對相關的建築、城市、人文都有深刻的見解與觀察。他後來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建築與城市設計，並獲得哥倫比亞大學肯尼遊學獎學金和 Lucille Smyser Lowenfish紀念大獎的最佳城巿設計，成為美國綠色建築協會“能源及環境設計領導”認可專業人士。學成歸國後，他於香港創立Atelier Global（香港匯創國際建築設計有限公司）。
2007年，他一個人帶著一個背包一臺電腦，和一腔熱情，來到深圳，從租下一張辦公桌開始，開啟在深圳的創業之路。十多年過去，他的辦公室從八卦嶺搬到車公廟再搬到歡樂海岸，隨著深圳的發展一路向西，規模從彼時的單槍匹馬發展到現在港深兩地一百三十餘人的設計團隊。
在呂達文看來，深圳的開放包容和公平公正最吸引他。那時候他初來乍到，在深圳沒有任何人脈，但憑藉好的設計創意和作品，依然贏得許多項目機會。“這種公平競爭的精神與國際接軌，香港人非常接受”，呂達文說，“我們幾個重點文化公建項目都是通過競賽制度跑出來的。”
在深圳沉澱四五年之後，公司逐步積累一批優秀的代表作品，並於2017年前後中標深圳龍華檔案館、深圳書城龍華城等重點文化新地標項目，慢慢打開知名度，企業品牌獲得客戶認可，公司也迎來較為快速的發展期。到2019年前後，每周都會有客戶主動找到公司諮詢，也有其它城市的競賽方找到呂達文邀請他們參與。
那時候，呂達文公司的香港建築師每天早來晚返，與深圳同事一起討論創意和方案。“對於建築設計來說，交流和本地化很重要，我們強調一個關鍵詞是‘在地性’，現場的感知感很重要，你一定要看到這塊地和周邊的環境，再來考慮怎麼跟這個地方融合。”呂達文說，“我們的項目，常常是深港團隊一起交流，共同參與，這種能量很高，所以要說深港融合，我們太有代表性了。”
十年來，通過這些項目和工作，香港建築師對深圳的發展情況和城市環境、文化發展有深入了解，而深圳建築師也通過與香港建築師的交流，視野更加開闊。
近兩年香港逐漸有政府公屋和城市更新項目走向市場，對建築設計和建築管理人才需求增加，香港政府也推出人才吸引計劃。在呂達文公司內部，既有香港同事來深圳生活，也有深圳同事計劃回流香港。AG作為一家立足香港發展於深圳的建築設計公司，正是深港融合發展的縮影，香港和內地人才通過公司平臺，在港深之間自由選擇來回穿梭。
品牌設計師高少康（Hong Ko）：生活在這裏，更關注城市發展
高少康是2008年來到深圳工作的。他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2002年獲取“志奮領留英奬學金”後赴倫敦印刷學院進修設計碩士課程，爾後加入彼時在香港的“靳與劉設計公司”。
那時，“靳與劉設計公司”在香港頗有知名度，而國內經濟正蓬勃發展，諸多產品需要香港設計師的國際化視野協助樹立品牌形象，於是很多產品方主動找到“靳與劉設計公司”合作。
“內地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企業和個人都會追求更高品質更高專業度的服務，香港的一些專業服務在內地就有了一定市場。”高少康表示。
可以說，“靳與劉設計公司”是帶著光環和客戶來到深圳的，高少康也跟隨公司來到深圳。與此同時，因為表現優秀，2010年，高少康從員工升任公司合夥人。2013年，公司名稱從“靳與劉設計公司”改為“靳劉高設計公司”，公司名字中加入高少康的姓氏。在香港，設計公司、律所等提供專業服務的機構，通常都以公司創辦人或合夥人的姓或名作為公司名稱，個人品牌與公司品牌合二為一。
另外兩位合夥人主要在香港，高少康就負責打理“靳劉高設計公司”在深圳和內地的事務。高少康獲獎無數，曾獲“藝術與設計”雜誌年度人物、香港十大傑出設計師獎、大灣區設計力大獎，逐漸成為中國新一代設計界的代表人物。國內一些耳熟能詳的知名品牌，比如李寧、深圳機場集團、八馬茶業、五谷磨房，整合升級都離不開高少康以及公司的努力。
因為常年主導內地工作，高少康的名字也時常出現在國內媒體和各種展覽上，如今他在深圳的知名度甚至超過香港。
2021年，受深圳市委宣傳部的邀請，高少康作為聯合策展人，參與深圳設計周的展覽。“在這個城市工作生活，會讓我更加關注城市各種方面的發展，看這個城市需要什麼，然後怎麼在一個展覽裏面表達深圳的城市精神，用我的知識和專業能力為這個城市的發展做貢獻。”高少康說。於此同時，因為經常參與城市公共事務，高少康對深圳的歸屬感也越來越強，逐漸深度融入深圳生活。
回頭看，高少康在深圳起步伊始，就擁有原來公司的積累和沉澱，所以在深圳的創業和發展稱得上順利。如今，他已將個人的事業重心放在深圳。
“設計師想要有突破發展，要把自己的專業跟其它產業進行深度結合，比如設計+科技。設計師知道怎麼跟市場對接，與消費者溝通，而科技公司具有研發產品的能力，二者疊加能產生1+1>2的能量。”高少康說。他希望在深圳，未來能有更多跨界的交流與合作。
鴨爸爸許夏林（Eddie）：打造中國第一IP
2005年，許夏林在香港創立“小黃鴨B.Duck”這個品牌。許夏林設計的小黃鴨，辨識度極強。鴨子嘴巴扁扁大大的，嘴角上揚似乎總在微笑。他說，這款產品最初是給孩子設計的一個玩具，他希望孩子以後遇到困難的時候也能一笑而過。
這只小黃鴨得到孩子的喜歡，陪伴女兒和後來出生的兒子走過了童年，也成為他事業的起點。此後，許夏林開始將小黃鴨的形象產品化，從玩具到浴室產品到客廳家居，品種越來越多。
金融危機後，為了降低成本，許夏林於2009年將公司的設計和運營中心搬到深圳蛇口，總部依然留在香港。
此後，小黃鴨店面從深圳開到北上廣和成都，店舖數量從一家開到60多家直營店和100多家加盟店，品牌知名度日漸響亮。接著，他開始在上海、杭州設立分公司，進軍潮牌服裝，在貴州和惠州開設工廠。2011年開始，客戶主動找許夏林做小黃鴨IP的授權合作，羅萊家紡、維達紙業、周大福、和平精英和第五人格......小黃鴨品牌在內陸遍地開花，產品形象出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開個好頭固然重要，但公司發展需要持續動力。在這一點上，許夏林充分發揮了深港兩地優勢。“香港創意靈活，國際化程度高，國內設計師基本功好，香港設計師把好的創意與理念帶到內地，內地設計師做出具體對標人群的產品。運營方面，內地運營團隊更接地氣兒，把一些好玩有趣的詞彙、梗兒用的更得心應手，有利於品牌傳播。”許夏林充分融合深港人才的優點，優勢疊加，為品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與呂達文一樣，疫情前，許夏林經常安排香港設計師過來與深圳設計師進行碰撞和交流。而內地90後的員工，在眼界、穿搭和對項目的理解方面，也走在時尚前列，與香港設計師互動自如。
如今，許夏林將小黃鴨這個IP做到了全國聞名，IP價值在中國市場排名第一。而營收方面，品牌授權方面的收入甚至佔到公司總收入的90%。今年一月，小黃鴨還登陸港交所，成功上市。
回頭看，許夏林特別慶幸自己在2009年的時候做出的這個果斷而英明的決定，來到深圳。深圳，成為小黃鴨走向國內市場的一個重要跳板；深港資源融合發揮，為小黃鴨發展提供了持續動能。
安洲眼科于蓉：就業是創業的起點
安洲這個品牌誕生於香港。在大灣區規劃出臺後，安洲眼科於2019年在深圳南山的蛇口片區成立。于蓉2013年研究生畢業後便在香港工作，2016年加入安洲至今，積累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同時小時候有在內地生活成長的經歷，於是作為公司董事，被派駐深圳，組建團隊，全程參與到安洲眼科在深圳的創立和運營中，從打工者變成一個創業者。
安洲眼科是首批落戶深圳南山的港資醫療機構，聚焦青少年近視防控、成年人近視矯正及老年人眼健康手術。利用香港的優勢，安洲引入國外和香港的醫療資源和服務理念，引入德國蔡司VisuMax全飛秒技術，提供與國際接軌的家庭醫生服務，經常邀請香港的眼科專家到深圳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在運營方面安洲眼科又注重本地化運作，響應政府號召，落實《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作為南山區醫療集團成員單位、深圳大學醫學部合作基地、深圳市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聯盟醫院、深圳市近視篩查及高危人群檢查定點聯盟醫院等，與多家社康和醫療機構合作。
充分發揮深港兩地的優勢，安洲眼科為深港兩地青少年和兒童提供愛眼護眼健康講座、眼科保健檢查，以實際行動支持和關心兩地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在組建和運營安洲眼科之後，于蓉還當選了南山區政協委員，擔任了蛇口居深港人聯誼會執行會長，這樣一來她身上就多了一層責任和使命。比如她發現深港之間醫生資格證互不承認，無法打通執業壁壘，她就與多位港澳委員建議放寬深港兩地醫務人員資質註冊及多點執業的限制，推動深港有關政策法規互認機制。作為蛇口居深港人聯誼會執行會長，她經常組織在深港人的聚會和交流。安洲眼科門口還掛著“深圳旅港鄉親服務中心”“香港青年實訓交流基地”兩塊牌子，同時覆蓋深港兩地居民眼健康檢查治療的綜合醫療需求，一方面讓在深港人能在這裏享受到港式醫療服務，有更多歸屬感，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這個平臺給更多香港年輕人提供內地實習和交流的機會。
“創業要以就業為依托，就業是創業的起點”，于蓉以自己為例，分享她在深圳的創業經驗。“我是就業多年、各方面因素都成熟了之後把握契機，選擇醫療服務這個方向，成立創始團隊在深圳開拓醫療服務這個新領域，我覺得這比直接創業穩妥。”
呂達文，高少康，許夏林，于蓉，各有各的因緣際會，但是最終他們不約而同選擇了來到深圳創業。有些已經收穫了成功，有些還在成功的路上奮鬥。他們依托自己的事業和生活，融入大灣區，書寫並帶動著深港融合發展。正如于蓉所說，“我們選擇把事業紮根深圳，是因為對國家政策、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充滿希望。”
